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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遏制疫情的阻击战，经济复苏将是一场更加艰难的攻坚战。允许摆摊设点，不仅是对疫情影响的应对，是对“民生多艰”的体察，也应当成为城市治理意识和治理手段更新的开始。

近日在新闻里看到，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已明确要求，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最先打开这扇窗口的是成都市。从3月15日开始，成都出台规定，允许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两个月下来，共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82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7891个。效果很明显：两个月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成都一个火锅店老板娘说，就是因为政府允许他们露天经营，小店的生意不仅开始复苏，甚至有望超过去年。

自古以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虽然常为“上流社会”所不齿，却从来都是一个城市繁荣、活力的象征与包容性最好的体现。试想那幅《清明上河图》，如果少了那些“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会失去多少鲜活的光彩？进入20世纪，小摊小贩仍旧是城市文化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传统相声里的《叫卖图》，绘声绘色模拟老北京菜贩一口气吆喝十几种蔬菜，酣畅淋漓，甚至产生了“北方传统叫卖”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上海，周海婴先生少年时代拍摄的那张经典照片《弄堂里的小贩》，展现了乱世中小人物的乐观，给人无尽的希望。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摊小贩依然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无可替代的便利：上班时，在小区门口买套煎饼果子加袋豆浆，晚上回家，路灯下喝一碗柴火馄饨，夏天散步回来拎个西瓜，冬天家门口炸一袋炒米，还有那些针头线脑、笤帚簸箕之类的小东西，都是市井烟火气之所在。

流动摊贩的“集大成者”就是夜市。二三十年前，大城市总有一两条闻名遐迩的“夜市一条街”。今天，35岁往上的南京人，应该都记得1991年南京首开湖南路夜市时的盛况，那个时候的南京“小杆子”，带着“潘西”去湖南路夜市吃小吃、轧马路，是一件特别时髦的事。再后来，有了丹凤街夜市、迈皋桥夜市，附近下岗工人进点货、租个摊位，热闹了一条街。当然，小摊小贩和夜市经营，更大的意义还不在于便民，而是解决大量底层百姓的生计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早晨的早点摊越来越少，晚上的馄饨车近乎绝迹，每个城市热闹的夜市，也渐渐销声匿迹了。城市一下子安静了，也冷清了。应该说，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对“文明”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城市面貌的干净整洁、整齐划一”这个表层，这也就是为什么文明城市建设都是一个模式：一方面不许占道经营、打击流动商贩；另一方面强制统一店面招牌，积极种花种树，因为这样看上去很“文明”。

但是我们不该忘记，一个城市最主要的面貌，体现在这个城市每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的尺度，在于它对人，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流动摊点占道经营，确实给城市安全、卫生带来隐患，而这恰恰考验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面对潜在的问题，简单地“一刀切”，看上去清爽利落，却不过是懒政而已。根据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不同商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提升管理、监督水平，让流动商贩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活服务，才是一个文明城市的治理者该做的事。

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应该读一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是过去半个世纪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和城市治理理念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对当时美国有关都市复兴和城市未来的争论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其作者简·雅各布斯（1916-2006）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是什么使得街道安全或不安全？什么构成街区，它在更大的城市机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些街区仍然贫困而有些街区却获得新生？通过回答这些问题，雅各布斯加深了对城市复杂性和城市发展的理解，也为评估城市的活力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纽约客》杂志评论说，很难找到第二个跟简·雅各布斯有同样影响力的城市学家了。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是少数具有真正原创性的城市规划师，她“有点疯狂甚至有些古怪的洞见”已经数次并且在多方面得到了证实。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雅各布斯不属于她所搅动的任何一方：她不是城市规划者，也不是经济学家，她连大学都没有上过，只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过两年。跟当时著名的现代城市规划师芒福德正好相反，雅各布斯力挺城市的“混乱化”。在她看来，一个好的（也就是“文明的”）城市生活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杂货店的店主打开窗户，中学生们在上学路上，中午裁缝打开窗给花草浇水，爱尔兰人在白马威士忌酒馆里晃荡。也会“舞出一个舞步”，比如把钥匙留在隔壁的熟食店。她喜欢短的、七拐八扭的街道，这样人们能享受到拐弯空间感的乐趣，这些街道又是保护包括孩子在内的各类市民安全的“眼睛”。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不是被拿来设计的艺术品，而是活的有机体，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兴趣、能力、需求和才华千差万别，多样性才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是功能不良的。

固然，中外国情不同，城市发展有异，城市治理如何改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但至少有一点应该是中西同理的，那就是让“人”，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回到关注的焦点上来，让“人”成为城市的主体和衡量文明的尺度。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