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瓜洲古渡公园的“曲江观涛”是著名景观，“曲江观涛”坊匾额上镌“江天胜境”，两边楹联：“渡头纵目气贯江淮，浊浪排空势吞吴越”，追怀曲江观涛的盛景。山坡上有亭，圆形攒尖顶，亭中匾额“观潮”。有人质疑，驻足亭中，即使跂而望，因树木遮掩，也看不到不远的长江，何来“摇尽波声千古”呢？

但这里的确是历史上“曲江观涛”之处，“波涛汹涌”的典故源于此。

枚乘，西汉辞赋家，淮阴人，原为吴王刘濞身边的文学侍从，因在七国之乱前后两次上谏吴王而闻名。枚乘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为辞赋，著有号称汉朝第一篇大赋的《七发》。这是一篇讽谕性作品，赋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大段文字，故而叫“七发”。《七发》的艺术特色是用铺张、夸饰的手法来描写事物，语汇丰富，词藻华美，结构宏阔，富于气势。其中最精彩的是“曲江观涛”，如此描写了江涛汹涌的情状：

“不记也，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读这段文字，犹如横无际涯的大海怒涛向眼前猛袭而来，摄人心魄，令人神往。

《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此后沿袭《七发》体式而写的作品层出不穷，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曹植《七启》、陆机《七徵》、张协《七命》等等。在赋史上，“七”成为一种专体。

《七发》中又说：“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文中的“广陵”即指扬州。作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枚乘曾不止一次地陪同刘濞和诸多诸侯王登高台观赏，亲眼目睹“广陵潮”撼人心弦的宏伟气势。但当时的“曲江”在今天扬州的哪里？一直聚讼纷如。

古代，我国著名的潮涌有三处：山东青州潮涌、广陵潮和钱塘潮。

枚乘的《七发》约写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正是广陵潮全盛之时，也是长江地形最适合洪涛形成的时期。此后，随着长江所挟带的泥沙日益淤积，长江入海口日渐东移，广陵潮形成洪涛的条件越来越弱，到唐朝之前基本消失了。清代费锡璜《广陵潮辩》云：“春秋时，潮盛于山东；汉及六朝盛于广陵；唐、宋以后，潮盛于浙江。盖地气自北而南，有真知其然者。”

后人向往广陵潮的盛景，纷纷云集扬州，因不见涛景，于是产生质疑。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认为，枚乘的“曲江”在“浙江”。后人拘泥于郦说，多将广陵潮移至钱塘。清代扬州学派重考据，对于广陵潮的疑问进行考证。汪中在其《述学·广陵曲江证》中认为，广陵即扬州，曲江就在扬州城外；梁章钜旁征博引，更为详细，在其《〈文选〉旁证》中引“李颀诗云：‘潮水旧通扬州郭內’。蔡宽夫《诗话》云：‘润州大江，本与今扬子桥为对，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扬子桥中，今瓜洲与扬子桥相连，距江三十里，不但潮水不至扬州，也不至扬子桥矣。”更有多位学者著文，论证广陵潮这一自然盛景确实存在于汉至唐这段时间内。

据考古学家提供的研究成果，大潮除与月亮和太阳引力有关外，与地形关系极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长江的入海口在今如东掘港一线。春秋末年，扬州南边由西向东的江岸在瓜埠、胥浦、湾头、宜陵、溱潼一线，邗城的西南角即滨临长江。当时的长江入海口是喇叭形，扬州向东的江面开阔为海湾形状。此后，江岸逐步南移，江心沙滩也形成陆地，扬州南边的长江便有了大江、曲江之分。江心形成的沙洲以南是大江，沙洲以北直至广陵南隅是曲江。每逢潮汛之期（尤其是八月十五），海潮浩浩荡荡上溯至曲江江段时，因水道曲折，又受江心沙洲牵绊，形成怒涛奔涌之势，故称广陵潮。

广陵潮虽早有出现，但到汉代、六朝的文学作品中才有描写，汉乐府有《长干曲》就是写扬子江船家女，“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是岁地连震”，注引《吴录》：“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这就是成语“波涛汹涌”的出处。李白《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中写道：“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舠。因夸楚太子，便睹广陵潮。”这些文献和诗文，都生动记录了广陵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