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积淀了深厚而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的海量信息。如何挖掘、传承、弘扬大运河的时代价值和精神力量，让大运河进一步成为联通世界的文化纽带，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流动舞台？近日，“联通的力量：运河与文化脉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30多家高校院所及相关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畅谈大运河的历史作用，共同为大运河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重要交通动脉：
联通中国南北，也是国际货运通道
中国传统农业资源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东多西少、南高北低的局面。因此，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政权稳定，封建王朝设计了大运河这样一种巨型水利工程以沟通南北经济、调配国家资源，建立安全高效的粮食运输体系。
“大运河之美，既在自然生态，又在治理之功，更蕴含人文。从早期的邗沟、汴河等区域性河流，到贯通南北水道直至元代被称为‘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在没有石化动力、现代测绘等科学技术的条件下，仅依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长期的实践，完成了在农业技术体系下的多项发明和大型工程建设，创造了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奇迹。”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荣顺表示。
“在讨论明清时代中国东西南北与社会经济的空间关系时，京杭大运河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日本早稻田大学熊远报教授说。
他表示，这条长约1800公里的人工运河跨北纬30度—40度，经过比较复杂的地形与不同的海拔高度，连接以长江、淮河、黄河为干道的中国主要水系，其开凿与维护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明初恢复内河航运至清末重启海运的约500年间，京杭大运河作为维系政权、支撑王朝经济财政运行的生命线，是当时在南北大地域之间唯一一条“物流高速通道”。“如果没有大运河社会经济与文化功能的正常发挥，难以想象明清统一中国政权的长期维持与稳定。”熊远报说。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副院长李恭忠教授以一个具体的例证将运河漕运形容为国家的“动脉”。1841年6月21日，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在给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的信中，英国前驻华代表义律建议英国远征军的下一个目标应该设为大运河与扬子江的交汇处，因为这样可以使“整个帝国体系处于更深的惊恐之中”。“惊恐”的原因是什么呢？在1841年10月2日英国内阁大臣埃伦巴勒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就是可以“阻断中华帝国内部最主要的交通”。由于北方地区粮食产量较低，所以清廷长期以来不得不依赖京杭大运河从江南等地调粮北上。对于清廷来说，漕运是生死大事，万万容不得半点纰漏。
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沿岸城市的发展唇齿相依、兴衰紧联。浙江大学教授、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孙竞昊教授讲述了明清时期山东西南部运河区域的形成。以济宁为例，因为处于运河的中间位置，成为商品的集散中心，附近地区到此购买来自各地尤其是南方的各种商品，如陶瓷器、茶、盐、糖、纸张等。专业店铺和作坊在济宁南郊运河河段鳞次栉比。其中竹器业是济宁非常有特色的行业，这是由于南来的漕运船工借助大量竹竿通过济宁段密集的水闸，过后便就地遗弃，当地人用之制作各式各样的竹器。
大运河不仅是联通中国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联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通道。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贺云翱教授表示， “其一，大运河本身是古代‘海外客使’在中国境内的重要交通通道；其二，大运河对中国古代海丝城市或港城的形成发展有着巨大的支撑作用；其三，大运河对古代外国商品或其他文化元素在中国内地的流通发挥着重要作用。”
贺云翱以多个考古学证据直接论证了大运河之于世界的“桥梁”作用。比如江苏如东“掘港国清寺遗址”的发现，反映了9世纪时期中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所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历史，是目前唯一见证日本遣唐使在中国的考古遗迹，也是联系日本、东海、黄海、掘港、运盐河、大运河及扬州乃至长安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线路的重要节点，具有重要的国际性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江学者朱英教授总结发言认为，大运河既是绵延千年的历史文脉、穿越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当下彰显中华文明特质、衔接国际空间战略布局的国运命脉。
带动文化交融：
以盎然生机讲述人与河的故事
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大运河所过区域也皆是历史上人文荟萃之地。可以说，大运河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延展空间，孕育着各美其美的多元文化，以盎然生机讲述人与河的故事，从而使整个华夏文化呈现出丰富、交融的格局。
京杭大运河保证了漕粮的运输，带动了两岸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也带动了美食文化的兴起与发达。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吴昊老师介绍，明清时期的山东运河区域“南北舟车毕集，舟楫骈至辐辏”，由于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山东运河沿岸餐饮服务业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产生的影响不仅存在于食材的丰富和增多，还深刻地影响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饮食思想观念和风尚等精神层面，如南方的粮食、茶叶、水产、果品、点心等逐渐进入山东运河区域，南食之风在该区域甚为盛行等。
大运河滋润了两岸人们的生活，形成当地特有的传统技艺、戏曲、手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文化形式多样、内涵广博、底蕴深厚，至今仍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毛巧晖讲述了“里二泗小车会”的例子。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里二泗村曾处于北运河与通惠河交汇之处，属张家湾码头的一部分，在明清时期处于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的关键位置。进京赶考的学子、朝贡的使臣、南来北往的商人，都必须乘船至此处，再转陆路前往城内。“里二泗小车会”是一种舞蹈表演，一木质车架，外面蒙布，布上画车轮，车架套系在表演者腰间，如女子坐车状。另一人推车，表演推车赶路、上山过桥等动作，载歌载舞异常热闹。由于大运河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助推了这一民间艺术的繁荣，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现在，每年的春节、端午节，各村小车会聚集于里二泗处，成为乡民心中“最有看头”的表演，作为北运河一带流行的表演形式，为节日增添了欢乐气氛。
大运河沿岸富有特色的雕像，也生动地展现了沿岸的人文风貌。日本奈良教育大学、关西外国语大学的名誉教授真锅昌弘介绍了他本人在中国大运河北京段的考察经历。
“北京地安门外大街的万宁桥边，有座饮水的石龙雕像。该场景生动地体现了水、运河、桥，及神话动物之间的联系。我认为这种运河边的石雕同样是运河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且是富有意趣的一部分，应该好好挖掘。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幅令人眼前一亮的景象。因为这既反映了北京的文化景观，又是一个城市运河和神话传说融入日常生活里的实例，并且体现了运河在现代社会的功能，是不可多得的河流文化研究对象。”真锅昌弘说。
从古至今，大运河上舟楫穿梭来往，沟通南北。历朝历代的舟楫文化，也让人感受到古代大运河文化的多彩厚重。浙江工商大学周鸿承副教授现场展示了一种被称为“绿眉毛”的船只。
明代之后，漕船为了运输效率更高，普遍将漕船制作为“平底浅舱”的形制，这样一来就可以装载更多的漕粮，并较好地适应运河水浅的特点。漕船在各个地区具有着不同的特色，在运河的浙江段，一种船首形似鸟嘴，船头上方还有两道绿色弧线（形似眉毛），这种船型被当地人称之为“绿眉毛”。“绿眉毛”是典型的三桅木帆船，小的速度像“快艇”，大的像郑和船队的“宝船”。“绿眉毛”作为运河之上最为便利的交通工具之一，反映了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和中国古代船匠们的聪明才智，也为中国舟楫文化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如何以运河文化为主线，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探索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翁李胜副教授介绍了森林公园案例。“大运河森林公园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围绕着流动的古老运河而建，多类型的生态文化景观廊道承载着厚重的漕运历史，这体现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要求。”
此外，与会的中日韩专家从本国河流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出发，提出要倡导对河流文化的多维度研究及商业化利用，各方要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共同推进河流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比如南京农业大学的何彬教授以“日本和河川文化”为例，比较了不同视野下对河流文化遗产的理解，进而认为“河川河流是文化的流通道路，它可以随着船和物的运输流通，带去文化的交融。”
巨型文化符号：
是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资源
大运河是绵延千年的历史文脉，是穿越南北的水运动脉，也连接过往与当下。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符号，既蕴含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携带驱动国家“一直进取”的文化基因。此会议探讨的另一个创新性维度，正是以大运河历史文脉为研究对象，将其作为构建中国形象、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2021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就《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答记者问时提到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所具有的两项关键性作用：“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标识、凝聚中国力量的共同精神家园”。
南京农业大学李胜疆博士认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对民族国家“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的集中整合与呈现，其目的是打造以文物和文化资源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标识，文化价值是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价值。他认为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要积极挖掘与梳理沿线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历史使命。比如江苏段要充分发挥沿岸‘历史悠久、文脉昌盛、经济发达’的独特优势，积极梳理运河文脉，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文化材料。二、‘人’的参与才是促进文化流动、发展、传承的根本保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明确‘以人为本、文化共生’的价值取向。三、各区域在展现自身形象的同时，既要保持与国家形象‘线贯性’的统一，又要保有独具韵味的本地气质。”
南京农业大学李明教授表示，大运河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贯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携带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文化基因。当下应从文化基因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新的建构，这种建构能够为传播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自信以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奠定坚实基础。
“以大运河树立各民族共享、统一的中华文化符号，就是以完整系统的视觉表达体系，展现中华文化特征与中国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南京大学丁和根教授说。
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江学者马俊亚教授等与会专家学者们就“小冰期与灾害”“运河与环境”“保护与传承”“史学研究方法的传统与当下”等学术热点问题作了精彩论述。
吴荣顺表示，2019年，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分院，推动大运河研究的持续发展，重视挖掘大运河文献资料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其中“大运河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项目聚焦大运河历史文脉及其在当下研究中的传承创新与利用，以及民族国家如何以大运河作为建构国家形象的历史文化资源。
“文化遗产携带着独特的时代印迹，像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这类巨型文化遗产是我们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资源。”作为会议发起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分院副院长、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大运河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路璐教授这样认为。
路璐提出，大运河历史文脉既是历史上输送漕粮、沟通南北、润泽民众、绵延千年的水脉，也是传承历史、建构认同、联通世界、铸造华章的文脉。大运河作为时空体量巨大的巨型文化符号，一旦被民族国家征召，它所携带的历史灵性与文化基因就能够建构起一种温和、联通、包容的大国形象。从内在视角看，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是中国文化的记忆之场，承载着中国人的文化乡愁。在大运河历史文脉中，内蕴的“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海纳百川”的文化取向、“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立体化地呈现了建设美好家园、谋求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从外在显现看，大运河在历史上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往来搭建平台，其北接长城文化带，西挽陆上丝绸之路，东联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文化脉络勾连起中华民族自我与世界的交流。
“大运河是一条增强文明互鉴、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际形象的河流，它在联通与交融中关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文化关切。”路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