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琵琶记》讲的是一个类似陈世美的故事，只不过这个陈世美换成了蔡伯喈，也就是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该剧完成于元代末年动乱的年代里，原作者高明回避了善恶冲突，转向伦理困境。这部戏本质是篇翻案文章，想把一个民间话本中的负心汉，写成一个困境中真实的人，但人们在喜爱这部戏的同时，仍对男主的“亏心短行”愤愤不已。

在我看来，但凡一个作家足够真诚，他总会陷入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焦虑，对人性的复杂甚至荒谬情境的焦虑。恰恰是蔡伯喈式的软弱、自怜、痛苦的负心汉，让中国古典戏剧在“道学规训”的大环境里，无意识地杀出了一条现代性的小路。

其实，要解释蔡伯喈高中状元后“抛弃”发妻，在戏剧冲突的构建中并不是难题，最轻易的策略是让权贵背锅。早于《琵琶记》的《荆钗记》就用了这个策略，成功给男主角王十朋“洗白”。《荆钗记》珠玉在前，高明却没有模仿。剧中牛丞相确实“势压朝班”，蔡伯喈也“畏牛如虎”，但戏文中没有任何明文或暗示指向牛相制造了蔡和家人的分离。甚至到了剧本的后半部分，牛相促成了蔡伯喈和赵五娘的团聚，他对赵五娘也是很尊重的。这就意味着，《琵琶记》里不存在一个世俗意义中的“恶人”，也不存在善与恶的正面交锋，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部作品深层次的戏剧冲突和伦理困境。高明真正想写的是人性面对伦理的荒谬天问：如果每个人都践行着“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五常”的伦理，为什么不幸仍然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些人的身上？人性的困境在一个高度秩序化和简单化的世界里，其实是无解的。

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组关系构成了儒家的“三纲”。《琵琶记》开场父亲要求蔡伯喈去应考，这时他已经意识到功名和亲情难以兼容。考上状元后，麻烦来了。那场颠覆了他的生活的联姻，并不是牛丞相利用权臣的身份仗势截胡才俊，乱点鸳鸯谱的，是皇帝。之后，悲剧势如破竹——蔡公没有等到荣归故里的儿子；赵五娘挣扎在生存的困境中，当蔡婆知晓她含辛茹苦的付出后，老人在自我谴责和愧疚中猝逝；牛小姐付出纯真的深情，却不知自己造成了蔡伯喈和家人的分离。剧中几乎每个人都活在单纯的价值体系中，各自坚持单一的伦理信念，结果像黑格尔形容的，“为了实现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

其实，蔡伯喈所面对的不是“附逆权贵”VS“保护家人”的善恶冲突的选项，围绕着他的悲剧根源，是夫妻、父子和君臣三种伦理关系之间存在的深刻冲突。他的困境，在于察觉到君臣、父子和夫妇这些人伦关系难以在实际生活中实现一致，而他的勇气和能力不足以去克服并超越这种不一致。他一次次试图做出内心诚实的选择，却一次次放弃了自己的选择。在冀望万全之策的过程中，他陷入无力行动的尴尬境地。就这样，剧作家在“教忠教孝”的表象下，转向更高远的悲剧立意，即伦理困境取代了善恶冲突，个人在伦理困境中是无能为力的。

《琵琶记》中，实现了人生逆袭的蔡伯喈仍是痛苦的。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在一次次并非情愿的取舍过后，他所坚持的内心价值一点点地丧失了。蔡伯喈的困境和悲剧，在于渴望一个丰富的价值体系而不得。这种对于多元价值的渴望，部分地迁移到了他的感情生活中。赏荷时，他面对牛小姐的深情，心头一恸，落荒而逃。这原本是个“心猿意马”的细节，却被高明写得让人心碎。生活在元末明初动荡人世间的高明，能在蔡伯喈这个男主角的身上，真诚地写出人性的软弱和摇摆，这实在是凌驾于创作年代的现代精神，哪怕是无意识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