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运河，它源于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长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中国大运河的滥觞，江苏也因此成为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
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沟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其中，“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越绝书吴地传》），疏通由姑苏（今苏州）至钱塘（今杭州）的水运通道。西汉初年，吴王刘濞开挖茱萸沟，西接邗沟，东达滨海地带，以收鱼盐之利，有人称之为“东邗沟”“运盐河”，是后来“通扬运河”的前身。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形成了保障首都长安生活及战略物资需求的全国性水路物流网。东汉末年，广陵（今扬州）太守陈登在江苏境内开“邗沟”新道，使运道更为畅通。东吴政权为方便都城建业(今南京)和三吴地区（今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宁绍平原一带）的水运联系而开凿破岗渎，联接古江南运河和秦淮河，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
隋唐时期大运河江苏段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手工业中心等逐渐向南转移，为确保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必须大规模开挖、整治联系南北方的大运河，推动全国性大运河运输网络的形成及航运繁荣，当然其基础是过去历代开凿形成的局域运河。隋唐时期的中国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今天在宿迁境内还保存有通济渠的部分遗迹。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流经今天八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Y形的庞大水运河网。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中在今江苏境内就形成以苏州、常州、润州（今镇江）、扬州、楚州（今淮安）、泗州（今盱眙）、徐州等为代表的运河城市带，尤其是扬州，成为全国一流的商业城市，号称“扬一益二”。
宋元时期，江苏大运河的地位愈发重要。北宋建都开封，称东京，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首都的生命线。为保障江淮地区的运道畅通，北宋重点整治了邗沟故道（宋代又称楚扬运河），并在其两端开凿避江、避淮的延伸线，淮河南岸由淮安至泗州的沙河、龟山运河等即为避淮河风涛而开凿的辅助运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经济上要依赖南方，明清时代依然如此。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与开发，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新河。至元二十年(1283)，开济州河，自济州(今济宁市)至东平之安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从山东梁山县安山西南至临清。后又将临清与徐州之间的运河，包括安山以北至临清的原会通河、安山与微山县西北鲁桥之间的原济州河、以及鲁桥至徐州间的泗水，统称为会通河。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从大都出发，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全长1500余公里。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
明清时期大运河江苏段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动脉，也是河道治理的重点地区。明清两朝相继建都北京，他们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基础上不断改造、完善和疏浚，继续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水运通道。明万历年间（1604）开通泇河，自夏镇南李家口至邳州直河口，黄河运道湮没后，泇河成为沟通南北的唯一通道；清康熙十九年（1680）靳辅开中皂河，自窑湾接泇河再至皂河口接黄河；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于成龙、张鹏翮先后开中河，自宿迁张庄至淮阴杨庄接淮扬运河。
为确保这一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明清两朝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最后的高峰。明代后期开清江浦河，即今淮安淮阴区杨庄至淮安市淮安区运河。自此，南起扬州、北至淮阴（今淮安市码头镇）连接江淮的运河新河段形成。清代改称淮阴（今淮安市）到扬州间的运河为“里运河”，目前功能仍以航运、灌溉和区域排涝为主。
明清两代，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粮运输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许多城市也因漕运而发达，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繁华的城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问题展开。明清两朝在运河上广筑堤坝、堰闸,有效地保障了运河功能的有效发挥。
近现代以来，大运河江苏段进入延续与复兴期。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结束了它长达700余年的夺泗夺淮入海的局面，京杭运河被拦腰截断，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而淮河下游河道也淤塞，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清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轮代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当然，运河功能废止，并不等于运河的消亡。也有部分运河城市如江南的苏州、常州、无锡、镇江等因江南运河航运继续发挥作用及近代铁路继续沿运河一线修建而获得新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对于航运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不但提高了航道标准，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闸坝桥梁，且每年都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特别是2017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指示和要求，使中国大运河江苏段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复兴，还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及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等，都引起国家与社会对大运河的再次瞩目，古老的大运河又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