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周越

2021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抗战胜利七十六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红色基因、红色传统、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我们一定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高邮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更是一座红色之城，英雄之城，抗日战争最后一役在此打响。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许许多多的高邮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出一部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国家独立的壮丽史诗。

这是一座苏中地区少见的西方风格礼堂，别具一格的设计让它在喧嚣的城市里，独具一种庄严肃穆的气质，她还有另一个身份——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

这座建筑建于民国十九年，是一座中西合璧式做礼拜用的“礼堂”，这里原来是高邮最美丽的公园——中山公园所在地,1939年10月日军侵占高邮后，就把这里拉上了铁丝网，变成了日军司令部驻地。俗称日军“洪部”。

1945年底，当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日本投降的巨大喜悦之中时，苏中地区运河之滨还的一座小县城——高邮还仍然处于日军的黑暗统治下。高邮县城是运河线上的军事重镇，有“运河大门的铁锁”之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企图窃取人民的胜利果实，想要通过高邮城牵制我军，把华中解放区分割成两块。驻高邮日伪军在国民党授意下，自恃高邮地形险要，固守待援。据记载，当时驻扎在高邮的日军共一千一百余人，伪军五千余人。

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巩固华中策略，当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兼高邮战役指挥官粟裕从战略全局及其发展趋势考虑，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建议组织高邮邵伯战役，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但由于形势变化，中央军委又改变了原来的决定。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粟裕司令员心急如焚，他手持电文详细利弊，亲自起草长达千言的电报，再次要求先攻打高邮战役，中央军委在收到他的来电以后，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高邮战役，我军一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攻城之势，另一方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和国民党有意封锁消息，许多日军还不知道四个多月前天皇就宣布投降的消息。我军通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会成员向城内喊话，用风筝散发劝降传单，播放日本歌曲来瓦解当时日军的斗志，让他们觉得流血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攻心战术有效的分化瓦解了敌人。

心理战取得胜利，阵地战就水到渠成。

12月25日晚六点，天空细雨蒙蒙，粟司令决定，立即发起总攻。陶勇精神抖擞，亲临前线指挥。指战员们展开激烈战斗。“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不住地下着雨；我们的任务，是要从高邮城西北角突上城墙。

接近城墙，架好云梯，突击队六班、七班马上踏上云梯，一个，两个……突然‘砰’的一声，东边的一把梯子倒了，敌人的手榴弹从城垛的堞墙上扔下来，六班的王阴才中弹了，七班的同志被炸得眼睛睁不开。云梯上的李满清，奋勇甩了两颗手榴弹，英雄们才冲上城头……

在后面王排长又把四、五、六班剩下的同志重组了一个班，跟着突击队冲向敌阵……”这是当时的战地记者甄为民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新闻特写《突破西城头》中的片段。从中不难看出战斗的惊心动魄。经过激烈的战斗，12月26日凌晨4时，“洪部”竖起白旗，日军同意投降。据记载，高邮战役共歼灭日军1100余人，其中生俘892人；共歼灭伪军5000余人，其中生俘3943人。

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新四军部队，当地的群众主动打通自家民房，让我军部队在房子里穿梭运动，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我军攻城使用的“土坦克”也是高邮的群众们用家里的饭桌、棉被做成，送给前线的士兵。最终决战中不光体现了粟裕高明的指挥才能，也体现了抗战军民的鱼水情深。

1945年12月26日凌晨，出于对等原则，华中野战军第八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在当时日军的指挥部“洪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园礼堂内举行受降仪式，接受侵华日军驻高邮最高指挥官岩崎学大佐的投降，这也是日寇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仪式。在受降仪式中一向不愿张扬的粟裕司令员就挤在新四军士兵中，观看了受降全过程，直至一声不响地微笑着悄然离开。

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指战员克服兵力不占绝对优势、日伪军防御工事坚固等困难，创造了新四军战史上克敌制胜的奇迹，取得高邮战役的胜利。

高邮战役的胜利向世人展示了高邮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高邮战役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并取得辉煌战果的历史，是高邮乃至扬州广大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是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如今，当年的受降地“公园礼堂”被建成“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向世人重现当年的烽火与硝烟。

抗战的精神时刻照亮着这座城市逐梦的前路。回望高邮大地，当年这片烽火激战的土地正踏上建设“强富美高”新高邮的征途。